每日热门：红头巾

那是1945年3月的一天，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，正在迅速占领全国。不久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，说德国人要输了，但是我们只能背地里小声谈论这件事。

现在，我们住的这个名叫卡茨多夫的小村子乱成一团。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——你走不走？

(资料图片)

大人们已经替我及我10岁左右的同学们做了决定。有一辆公共汽车和两名老师在等着我们，可是车上没有家长的座位。我的父亲已经应征入伍，但是母亲不久就赶来安慰我，她对我说她会骑自行车跟在后面，并戴上她的红头巾，这样即使她跟不上汽车，我也会远远地看见她头上的红头巾。

烧煤的汽车启动了，我们随着逃亡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，路上有轿车、马车、自行车，凡是能载人的车都用上了。当我们到达一座山底下，沿着盘山公路慢慢爬行时，我把身子探出了车窗，想看一看母亲是否跟在后面。逃难的人群好像无边无际，当我们的车到半山腰时，我终于看见了那红头巾，在人群后面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着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红头巾。

那天下午，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小村子，准备在一家小旅馆过夜。我们6个女孩住在一件有木床的房间里，我们实在是累坏了，在什么地方都无所谓了。可是，母亲在哪里呢？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看见红头巾了，我开始担心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妈妈带着红头巾出现了。她坐在床边跟我解释说明天可能会更困难，她可能赶不上我们的汽车了。不过，她对我说不用担心，她会尽快赶上我们的。

第二天早晨，汽车又启程了，可是我却没有看到红头巾。不久，汽车开不动了，老师领着我们坐上了火车。不管火车去什么地方，只要离战争越远越好。在舒尔茨伯格，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，不得不离开火车，跑到附近的一个盐厂里躲了起来。我们挤在一起，盐水滴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等啊等啊，空袭警报终于解除了。我们还没来得及爬上火车，就听见飞机低空飞行的声音，接着是一阵机关枪扫射。“快趴下，快趴下！”老师们大声喊着，我们马上都趴了下来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来到了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子，又是一家小旅馆接纳了我们。我们住在楼上的一间大屋子里。战争还在继续，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。

不久，5月8日来临了，战争结束了。教堂尖顶上挂了一个白枕套，是投降的象征。我们焦急不安地等着占领军到达。美国人坐着吉普车来了，不过，他们只对德国兵感兴趣，我们这里一个德国兵都没有。

因为我们暂时都没有父母，所以每个女孩都在白天被送到不同的农场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，晚上再回到小旅馆。我被送到了一家小农场，农场里养了不少猪、鸡、鸭和蜜蜂，善良的农场主人和他的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。我白天在农场忙忙碌碌，可是一到晚上，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来，她现在在哪里？是不是还活着？我还能再见到她吗？

有一天，有的家长找到了我们，两个女孩被她们的父母领走了。他们告诉我说苏联红军占领了奥地利，生活情况有些好转。那时条件有限，唯一保持联络的方式就是人们互相传递信息，我们都开始希望自己的父母也能很快地找到我们。

几个月过去了，生活一切照旧。每天都要喂鸡，看着小鸡在我身边跳跃，争食，我高兴地“咯咯”笑了起来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小鸡替代了我未曾拥有过的玩具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喂鸡，突然看见从远方来了一个人，我看不出来人是男是女，不过我却盯住了那个方向，目不转睛地看着。我是不是看见了红色？

我停止了喂鸡，仔仔细细地看过去，会是妈妈吗？那红色越来越清楚，是的，是妈妈，这一次是真的。我扔下鸡食瓢，把鸡吓得四处乱飞。“妈妈，妈妈！”我哭喊着。这时妈妈也看见了我，她也向我跑来。妈妈终于来找我了，在她的头上还戴着红头巾，就像她当初许诺的那样。